中国铜矿被卡脖子好多年，长三角一钻下去，终于不用看西方脸色

一个用铜大国，为什么几十年来始终要看智利、秘鲁的脸色进货？长三角腹地的这一钻探结果，又凭什么能撬动华东铜产业链的被动格局？ 要讲清楚这件事，得先从中国缺铜的来龙去脉说起。2022年4月，阿富汗临时政府矿产部宣布，中国企业将继续在当地经营埃纳克铜矿。 这个项目早在2007年就已与阿富汗方面确定，但由于各种国际阻挠，一直未能开工。埃纳克铜矿地理位置距离中国较近，一直是国内关注的重点。 除此之外，中国在海外还拥有许多大型铜矿投资项目，比如秘鲁的拉斯邦巴斯铜矿、刚果（金）的卡莫阿—卡库拉铜矿，以及厄瓜多尔的米拉多铜矿等。 中国矿企之所以大规模在海外投资铜矿，一方面出于企业经营驱动，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缺铜，必须通过外部供给来保障需求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中国并不是一个缺铜的国家。 早在5700多年前，中国就开始使用青铜器。商代中期至西周晚期，青铜铸造技艺达到巅峰，为后世留下了海量精美的器物遗产。 所谓青铜，即铜锡合金或铜铅合金；其他铜制品如黄铜、紫铜等工艺，中国也很早就已掌握。铜的应用也迅速从礼器扩散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其作为基础货币的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。 但中国古代对铜的消耗已经非常庞大，以至于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，铜的短缺会直接引发通货不足。可见中国虽产铜，但很早就不够用了。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，2021年全球铜资源储量约为8.8亿吨，中国储量约3494.8万吨，占全球的4%，位居第七。其他国家中，智利一骑绝尘，澳大利亚、秘鲁、俄罗斯、墨西哥、美国都是铜矿大国。 这与地球上几条主要铜矿带高度吻合，尤其是美洲沿科迪勒拉山系的那一条，造就了一大批铜矿富矿。虽然中国铜储量不算太少，但对应庞大的人口和工业需求，实在太少了。 进入21世纪以来，中国在精炼铜的生产与消费上一直名列前茅。到2020年，中国生产了全球41.25%的精炼铜，消费了全球54%的精炼铜产品，生产和消费的大头都在国内。 但唯有原材料不是，根据海关总署数据，2020年中国进口铜金属544万吨，对外依存度高达76.4%。十年前这一数字还只有58.3%。 依存度越高，被卡脖子的风险就越大。总之，铜矿是中国的大宗急缺矿种。从经济学角度看，需求扩张时，价格信号会引导供给扩张。但现实中，中国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矿山具备一定盈利能力。最大的问题还是矿本身条件不佳，单个矿床普遍太小。 中国已发现的铜矿床中，大型矿床只占2.7%，小型占88.4%。千万吨级的超大型铜矿在中国只有两个：西藏阿里的多龙矿集区和拉萨的驱龙铜矿。 前文提到的阿富汗埃纳克铜矿就是超大型铜矿。中国铜矿床除了规模小，品位也偏低。 品位是指铜矿中铜元素的含量占比，品位越高，同等重量的铜矿石能炼出的铜金属越多，成本也越低。目前，中国万吨以上的18个铜矿矿山平均品位为0.75%，与全球平均水平相近，只有三个矿山品位超过1%。 相比之下，阿富汗埃纳克铜矿品位达1.56%，现探明储量7亿吨矿石，相当于可提炼出1000万吨铜金属。规模小、品位低的问题制约了中国铜矿产能。 例如年产量超10万吨的江西德兴铜矿和黑龙江多宝山铜矿，在国内就已属顶级。相比之下，全球最大的铜矿——智利的埃斯孔迪达铜矿，铜金属产量超过100万吨。 而中国全国的年产量也只有约180万吨。此外，中国的铜矿组成成分特别复杂，大多是伴生矿，一个矿床里有多种矿物元素，常见组合包括铜镍、铜铁、铜锌等。这样开采一个矿可以提炼好几种金属，但所需工艺技术复杂得多，单位金属的提炼成本也更高。 各种不利因素叠加下来，中国每吨铜金属的完全成本大概在3.3万至3.5万元，再加上社会责任大、历史包袱重等问题，已经开发的万吨级铜矿山面对逐年增长的需求，早已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，但自给率仍不断下降。 其实中国还有很多未充分开发的铜矿，尤其是在青藏高原，前面提到的两个超大型铜矿都在西藏。但开采条件太恶劣——海拔高、冬季严寒、基础设施不足、缺乏工业用水。 要克服这些环境问题就要付出高成本投入，因此在这种条件下，只有高品位铜矿才具备开发价值。比如甲玛铜矿品位尚可，而且副产黄金，但工业用水短缺在高海拔荒原上极难解决，始终是瓶颈。 就像农业靠天吃饭一样，矿业这种靠地吃饭的行当，关键还得看这片大地愿不愿意赏饭吃。中国有一半的铜储量属于斑岩型铜矿，这也是世界上最主流的铜矿类型。 智利几乎所有的超大型铜矿都属于这一类型。同样是斑岩型铜矿，中国的矿床规模却远不如智利，主要是运气差一些。 中国的大型铜矿集中在这几个区域，尤其是北方及西南省份。按储量排名，西藏占中国铜矿总量的31%，江西占19%，云南占13%，甘肃占6%，均位于这几条大铜矿带上。不过，成矿带上的矿并非均匀分布，被三大矿带包围拉高了中国的下限，但上限多高，还要看具体的地质环境。 例如储量惊人的智利，全境都位于环太平洋成矿带，而且正好位于南美洲板块